梁信军：中国有没有雷曼时刻

原文标题：梁信军内刊文章：中国有没有雷曼时刻

在斯诺眼中，梁信军的学识可以当经济学家了

中国未来10年有哪些挑战？EMBA5期校友、复星国际副董事长兼CEO梁信军在“思享家，行动力——长江校友理事会2014 春季学习分享系列活动”中发表主题演讲，他从传统制造业、中国国企效率、金融以及中产阶级等四个方面指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同时，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政府还是有非常坚定地决心和高超的智慧完全可以应对这些挑战。以下为文章全文：

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地位是由量而质的改变，我们的确有很多的短期挑战，但是很些短期挑战是能够转化为长期机遇的。

有个观点说，从经济看，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事，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人均GDP每年的增长率才0.2%，根本不能够养活其他人，也没有技术进步余力；工业革命后发生了深刻地改变：人均gdp年增长跃升到2%/年，且工业革命之后国别经济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分化——所有发生过工业革命的、经历过制度进步的国家与没有经历过制度进步或者进步滞后的国家且行且远了，直到谁出现发生改变了呢？直到中国出现发生了改变。

工业革命越早、制度进步越早的国家的人均GDP，长期保持着比进步更晚的其他国家更高的位置上，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由此世界从经济发展看也似乎被分成了制度的优劣几等～直到中国改革因素出现，经过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那些人均gdp垫底的“第三世界”的人均gdp快速超越了次低，正在赶超第二世界。这似乎就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历史，为什么在中国因素会改变人类经济的历史趋势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我们36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之所以能赢，主要还是坚持了从三个有利于出发，即：第一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是不是有助于增强综合国力？第三是不是有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今后我们的改革会涉足深水区，牵扯越来越多各方的利害，我觉得最核心的决策因素我们是否还是应该坚持这三点。

下一个十年其实我们要从过去的30年的小体量、高增长变成大体量、中高速增长，从数量变成质量的增长。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增长方式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已经有基础了：第一，我们果断妥善处理好了过去七八年的欧美经济危机，实现中国逆势增长；第二，我们还可以利用现在欧美经济已经企稳和恢复增长，更好地夯实我们的转型基础。

正如总书记此前索契讲的：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了。那么中国都有哪些挑战呢?

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经济制造业受到非常严重地挑战，因此有人觉得中国的三架马车之一的生产制造业不行了，觉得整个经济肯定三分之一就得垮了。这里面我们要说有两个问题。我想先辩驳一下，从欧美的采购经理人的指数包括整个进货订单情况等先导性数据，也许预言今年的三季度起中国对欧美的出口会增长，现在已经二级季度了，我们到时看看三季度的数据。如果各位做投资的话也许可以给出口行业一点投资机会。

由于新经济的增长，特别是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增长，会极大地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效率，特别是在物流仓储效率的改善上。物流和仓储成本占了中国经济GDP18-19%的成本，大大超过发达经济体的10—12%左右。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觉得这块成本绝对是可以改善的，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效率。

移动互联网方面有二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第一个，虽然整个中国社会零售总额只有美国的四、五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卖掉的货物）去年已经超过美国了，去年达到1.85万亿，美国是1.68万亿，说明我们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成长非常快、相比传统零售有很强的竞争力。联想到中国内需市场的高速增长，结合中国电商在内需的高占比，毫无疑问与过去美国成为全球pc互联网市场老大一样，中国会成为全球移动互联网市场老大，未来全球移动互联网top10一半中国造我们不应该惊讶。移动互联网这个经济的发展本身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增长，关键还带动了很多大量传统行业的增长，比如像物流、快递、仓储这些业态的增长，这些原本都是制造业中低端的环节，现在成长非常快。当我们说传统行业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忽略新经济形态对它的正面影响以及欧美经济恢复对传统行业的带动。所以这更像一个机遇。

第二个讲国企，海外投资者讲中国国企效率低下可能会拉动中国经济下行，听起来逻辑很有道理。截止到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量达到92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整个GDP的1.8倍，占用了中国金融资源将近50%以上，在这个情况下你讲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要说，按照三中全会精神，上述92万亿的国资、32万亿的净资产中，也许会有16万亿甚至20万亿会被列入到竞争类，在今年、明年可能会大量地出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情况，效率会得到提升。某种程度上也是机遇。

第三谈谈海外投资对金融的担忧。我想表达几个观点。一，利差政策的变化对中国金融是机遇不是危机。利差缩小是迟早的事。就像刚才说的自贸区探索试点都是要可复制可推广的，靠政策红利的方式长期锁定利差是不可行的。实际上我觉得利率上升对老百姓也是非常好的，像各种宝事实上大量地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当然利差的缩小毫无疑问会增加投资能力强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二，直接融资的增长，直接融资不能完全被归于影子银行，除非有一部分外部性很强且确实在拨备各方面不到位的形态是需要考虑的，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正常的金融业务机构，直接金融比例上升，给了社会融资更多渠道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进步，当然也一样会拉高存款成本，因为直接融资可以给顾客更高回报。再一个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将来会起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如果鼓励人民币更多地向国际流动，说不定私人财富会有三分之一，也就是大概9万亿到13万亿人民币，短期之内就会流出去。当然这是初期的欣喜探索，未来也许会象境外很多便宜的资金一样会流回国内争取稳定的高收益。中长期看开放人民币流动对中国不见得是资金单向流出。

第四，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积极因素就是中产阶级的增长。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总人数现在占全球的9%，但是增长率有15%，2020年就会占到16%。中产阶级的消费现在占全球消费的6.1%，增长率21.4%，再过6年会变成13%左右。中产阶级占中国的消费，前年是占31%，6年后会占到整个中国国内消费的81%，所以如果你相信中国消费驱动力的话，建议你也开始相信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会是其中最主要驱动力。

中产阶级增长之后会有大量的余钱来支持PPP的项目，因为它有投资需求，PPP的方式我觉得可以更有效地让政府用社会的资金共同来建设城市的核心功能。

最后的结论，我对中国的现状有清醒地认识。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政府还是有非常坚定地决心和高超的智慧完全可以应对这些挑战，这些挑战大部分是机遇。对中国明天我还是投98%的赞成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