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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个体的基本属性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婚姻状况都对压力感产生具有显著影响，即男性、30代与40代年龄、文化程度较高、已婚的外来农民工群体更易产生生活压力感。不过，在对公平感影响方面，只有年龄变量影响显著，即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更容易产生不公平感。另外，尽管婚姻容易产生生活压力，但却能使农民工产生较强的生活幸福感，这或许能够解释外来农民工为何以“家庭式入住”聚集区的原因。 2.在劳动获得方面，收入因素对三个分析因变量均影响显著，相比于6000元及以上（北京职工平均工资线以上）群体，收入越低的农民工群体压力感较强、不公平感较强且不易形成生活幸福感。此外，老板能够提供居住场所能够显著影响公平感和幸福感，即更容易使外来农民工形成社会公平感和生活幸福感。 3.在劳动状况方面，是否受雇的雇佣状态对外来农民工的生活意识并无显著影响，但劳动合同的签订则会影响其生活意识，即签订劳动合同更容易使农民工产生社会公平感和生活幸福感。此外，作为劳动强度的工作时间因素同样影响显著，每天和每月工作时间越长的外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压力也越大，且这样的劳动强度不利于产生社会公平感。 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婚姻、居住及劳动合同影响了外来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这或许能够解释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聚集效应产生的原因。北京的外来人口聚集区地区给予了外来农民工更大的向上流动空间（劳动获得的可能性），并给他们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落脚地”（居住），他们能够“家庭式入住”（婚姻），能够感受到生活水平的变化，因而愿意在聚集区中生活。调查结果就显示出，多数农民工认为现在的生活质量较之前有了提高（62.4%）。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北京外来人口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其生活状况与生活意识进行了实行性分析，从前文的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外来农民工在聚集区中呈现“家庭式入住”与非正规就业特征 在当前北京，以“城中村”为载体的聚集区作为“都市角落”，其相对廉价的“地租”为外来农民工群体提供了生活空间。随着更多的农民工在这里劳作生活，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聚集区也成为在人口构成上的“异质性”地区。“异质性”的增强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进入聚集区生活。农民工携带家人一起进入，形成“家庭式入住”的流动形态，这与已有研究对人口流动模式的探讨是一致的。［10］［11］ 由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以及劳动保障的不完善等原因，外来农民工在聚集区中的工作更多体现为一种“非正规就业”，主要从事城市较低端的职业工作。不过，尽管他们居住的生活环境并不理想，但他们依然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变，这成为外来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主要原因。通过在城市打工，外来农民工将家庭“搬迁”至此，获得了较之前更高的生活质量，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来人口聚集区对于外来农民工而言，具有推动其社会流动的功能性作用。 （二）聚集区中外来农民工的劳动生活状况影响了生活意识 外来农民工的生活意识是在聚集区中形成的，劳动生活的实践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意识，正如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聚居区这样的社区不是整个社会的“具体而微”，而是人们在“大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实践的舞台。［12］当前北京的外来人口聚集区已经发展成为“异质性”和“非正规就业”的社会空间，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化地带”，也促进了农民工的“边缘化意识”形成。“边缘化意识”表现在社会文化上的偏离排斥现状，包括生活状态、思想言行等的文化心理。［13］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会在特定的、缺乏主流价值观的、异质性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场域”中形成某种心理偏差和角色错位，产生对生活的压力和焦虑。［14］ 多数生活在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感较强，其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就业。他们的社会不公平感较强，主要表现在年轻一代，且“非正规就业”的劳动状况影响较大。生活在聚集区中的多数农民工并没有较强的生活幸福感，这与他们的生活压力感和社会不公平感有一致的对应关系。此外，婚姻家庭因素虽然带给农民工生活压力感，却也增强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这为他们选择“家庭式入住”提供合理解释。然而，聚集区中的“非正规就业”的劳动状况不利于他们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也弱化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 （三）外来农民工生活意识的理性化发展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