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7年-1918年） ，她与庐隐初次见面时，对方给她的第一印象是“似乎不怎么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庐隐给同窗程俊英留下的也是类似的印象：身材短小，面容黄瘦，以至于程俊英不禁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身世飘零”之感。
庐隐 苏雪林专门写到庐隐如何因为五四运动而脱胎换骨：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在苏雪林看来，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得到了释放。 后来，庐隐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 （Social Reform） ，每星期组织一次活动。这时，庐隐经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通信讨论。从此，庐隐有了“一日千里的进步”：“我才了解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责任是那么大，从此我才决定要做一个社会的人。”受日后成为她第一任丈夫的同乡会同仁郭梦良的影响，庐隐倾向于社会主义，后主张国家主义。按照苏雪林的回忆，庐隐正式加入了曾琦、李璜所倡导的国家主义组织。1932年，有一次，苏雪林去庐隐寓所看她，看到庐隐正忙碌写稿，她想用小说题材写出惊天动地的淞沪之战，激发国人爱国思潮。 然而，五四时代的流行色很快就成了普遍的苦闷彷徨。短暂的运动激情逝去，一种更深的时代感喟是大河荡荡，大海茫茫，四面生疏冷酷，没有一只渡船，也无路可走。尽管有着感时忧国之心和警世醒世的社会责任感，但庐隐终究没有拍案而起，像她的后辈丁玲们那样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个跃马横戈的巾帼英雄。 一次，李大钊与程俊英聊起庐隐，李感叹说：“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该多好啊！” 人生 | 对“恋爱自由”的拼争 “我还记得，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地讲恋爱自由，她是一个圆面孔，身材丰腴的女孩儿，当她站在讲台上把她的讲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 这是大学时代的生活给庐隐留下深刻印象的画面。恋爱自由，对于五四时期的庐隐来说，不只是一则爱情信条，也是人生信条。 文如其人。庐隐于五四时期写就的小说基本是她个人或其周遭人生活经历的写照，因而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五四”倡导恋爱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庐隐是这一价值观的践行者。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先后和三个男人有过感情关系。 1915年，正沉迷于言情小说的庐隐认识了父母双亡的表亲林鸿俊。林鸿俊是当时庐隐身边少有的知音，他们一起看言情小说、通信、互诉人生痛苦，二人开始亲密起来。但当林鸿俊托人向庐隐母亲提亲时，却遭到断然拒绝，理由是林鸿俊家境贫寒，没有工作。但自小有反骨的庐隐不顾母亲的反对，执意要嫁给他，声称：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无奈之下，母亲只得答应婚事。但事情后来的发展是，经受了五四新思想洗礼的庐隐渐渐发现，同她订婚的林鸿俊思想平庸。林鸿俊在给她的信里劝她作为一个女人不必在外面奔走，多管外面的闲事。接到这封信后，庐隐回信告诉林鸿俊，她对人生、对社会的理想，和林所建议的那种庸常的生活南辕北辙，她还告诉对方自己正在读无政府主义的书。结果，林回信劝庐隐不要太新，并告知她要去考高等文官。对于正痛恨官僚政客的庐隐来说，这简直滑稽可笑。就这样，庐隐与林鸿俊最后解除了婚约。 1923年的一天，庐隐突然造访刚完婚的好友程俊英的新居，哭着对她说：“家母在福州病得厉害，我要赶去。”庐隐请程俊英帮忙代课，她母亲因女儿与有妇之夫恋爱，受亲友奚落，负气只身离京回闽，仅几个月便生重病去世。 而这里的有妇之夫便是郭梦良。 庐隐和第一任丈夫郭梦良的结缘是因为二人参与编辑的《闽潮》，这份因为经费限制只出了几期便草草停刊的刊物，是他们二人的红娘。 女儿与林鸿俊退婚之后，又与已婚男子郭梦良自由恋爱，这对庐隐母亲来说，不啻致命一击。面对亲友的冷嘲热讽，老人无地自容，只身一人返回福州老家。1922年夏天，24岁的庐隐从女高师毕业，到安徽宣城当了一个学期的中学教员。寒假期间回到北京，便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等她赶回福州时，母亲已在忧愤中断气。庐隐的哥哥与妹妹，激愤之下与她断绝关系。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