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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的顿时怕了，赶紧为儿子办了辞职，自己也辞掉工作一心陪护。街道有个工疗站，里面召集了很多残障人士做手工活。王正平连折纸都对不齐，只能在工疗站看电视，每天清早去，下午回，就这样消磨了6年。 但王正平从不掩饰对工作的渴望，只要看到招聘，哪怕招聘的是会计、出纳或是司机，他都要打电话去问。他想做快递员，却不会骑车。一家中式快餐店招服务员，他本已报了名，母亲担心他端不稳汤食饮料，万一撒到客人身上反而麻烦，只得放弃。 “我希望他能融入社会，但他们的就业渠道真的很少。”郑菊梅说，她本想开个小吃店，让儿子在其中做服务员，但因一人带孩子实在辛苦，这个想法最终打消。 好在经人介绍，王正平最终得以进入“智慧树”一号店工作。 “他要的是一种认同 而不是钱” 文文的母亲蒋女士，同样为让儿子更好地融入社会而煞费苦心。 文文身高约1.8米，皮肤白净，因患自闭症、脑瘫等罕见病而憨厚寡言，这让他有了一个萌萌的绰号——“大白”。 蒋女士总想让儿子尽可能多的接触社会，因而文文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都在普通学校完成。直到儿子实在跟不上进度，她才让文文转入杨绫子学校的职高，“他该学点对未来有用的东西。” 职高首年，她给儿子选的是烹饪，为的是儿子有能力居家，一年后，文文学会了炒蛋和切土豆丝。第二年，她又选择了花卉养护，以便将来儿子能进入朋友公司护理花卉。第三年，她又把专业换成了洗车，计划着将来开个洗车房，让儿子来经营。 她还试图在音乐和绘画上为儿子寻找出路，却实在未发掘出儿子这方面的特长。 蒋女士知道，对思维单纯和行事“刻板”的自闭症患者来说，最好的工作，是图书归位和超市货架管理。相较之下，超市顾客复杂，而图书馆读者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让儿子在其中工作，最让人放心。 为培养这方面能力，她将儿子送入一家图书馆实习，可该图书馆规模小，书籍分类也与大型图书馆标准不一样。蒋女士又开始锻炼儿子新的能力——从传达室获取报纸，并分发到相关办公室。 偶然的机会，文文受邀到智慧树一号店代班5天。打那后，他总跟母亲念叨：“要去智慧树。”蒋女士这才知道，原来儿子喜欢在那工作。 2015年10月，随着“智慧树”咖啡馆二号店开业，文文开始了在店内的工作。 蒋女士欣喜地发现，自从儿子在这里工作后，对外自我介绍时就主动加了句“我在智慧树咖啡店工作”。这被她视为儿子因工作产生归属感的体现。 一次店里发年终红包，轮到文文时，他便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在蒋女士看来，儿子并不会用钱，他如此急切地想要红包，是因为仅凭他懵懂的意识，也知道这个红包意味着对其工作的肯定。 “他要的是一种认可，而不是钱。”蒋女士说，她曾在市场上发现一份缝扣子的工作，儿子可以胜任，但她还是放弃了，她认为这工作太机械，完全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她只想一门心思提高儿子的各种能力。 “我这样煞费苦心，也是因为社会给予他们的工作空间太有限了。”蒋女士说。 智障者就业率不足一成 是智慧树创办背景 《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获悉，对杨绫子学校校长俞林亚来说，开创“智慧树”只是一个探索——“国内目前还没有相对成熟的心智障碍者的就业渠道。” “70%的智障孩子离开特教学校后，都回到家庭，在校学到的动手能力随之退化。”俞林亚说，除去部分能力冒尖的心智障碍青年已融身社会外，很多孩子对其进行一定培训，就能承担一些简单的工作。 在俞林亚看来，心智障碍者其实有一定的工作优势，比如让其放定量的糖，既不会多，也不会少。 但普遍的现实却是：很多能力较强、进入企业工作的心智障碍青年，通常会在第三次终身签约前被辞退；一些企业招纳心智障碍员工，只享受因此带来的税费减免，并不给其实质的工作机会；还有很多家长，误以为接触心智障碍儿会传染，要求自己的孩子远离他们。很多杭州人开玩笑，都是以“你是杨绫子毕业的”来取笑对方智力低下。 全国第二次残疾人口普查显示，障碍人士就业率不足40%，而心智障碍者是所有残疾人中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之一。中国大陆有超过1200万的智能和发展障碍者，他们平均就业率不足10%。 俞林亚曾出境考察，她发现在一家基金会的支持下，当地有家规模很大的餐饮连锁机构，其中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心智障碍青年。她特意在此吃了顿饭，发现除上餐速度稍慢外，口味、服务与其他餐厅并无差别，且价格更为低廉。 这让俞林亚意识到，一定要给心智障碍的孩子们与社会接触的工作平台，并给予相应的薪酬。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