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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战争的需要，美国发展、部署和使用先进军事技术的计划包含许多不同的科学技术部门，有大量各种不同的机构和科学家参加。由于战争的规模及紧迫性，需要创造新的机制，以管理复杂的计划和最大限度地加快研发速度，协调新的研发力量以及与军队整体发展相连。在战争期间，这些特殊的机制掌握在万尼瓦尔·布什为首的一小群科学精英手中，他们代表了各个主要部门科学家的诉求。 万尼瓦尔·布什在评估战争的形势时，坚信技术将在未来美国卷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战争是高度技术化的，所以不能像一战时期那样完全留给军方控制。“时代召唤相反的情况：让熟悉科学最新进展的人来熟悉军队的需要，以便他们能告诉军方什么在科学上是可能的，由此他们一起来评估应该做什么” []。万尼瓦尔·布什联合科学界的精英，祈求白宫动员科学技术资源。他们设想建立的机构是这样的：有自己的资金，由民间科学家管理，直接向总统报告，独立于军事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但与之协调。1940年6月12日，罗斯福总统批准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宣布成立国防科学委员会(NDRC)。NDRC的建立开启了政府与科学关系的新时代。美国科学史家杜普雷在其名著《联邦政府中的科学》中写道：“1940年标志着联邦政府与科学关系新时代的开始。到此为止，可以在历史连续的道路上划出一条线来，这个日期把美国在这一领域前150年的经历与随后的经历划分开来。随着运行规模的彻底改变，科学令人注目地进入舞台的中央。” [] 一年之后，国防科学委员会扩展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由万尼瓦尔·布什任主任，直接对总统负责，在联邦政府负责科学的机构中占据中心位置，成为战时美国国家科学活动的“指挥部”。OSRD成功地积聚起全国科学家的力量，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二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形成。 2.2 制度创新：通过合同联合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基本目的是把科学的选择放在科学家的手中，由科学家单独地判断研究路线的价值。这种组织结构保持了科学家的自主性。各部门的领导人来自大学或其他地方，在执行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时被赋予了广泛的自由[]。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并非通过行政直接控制的方式来发挥其“中心”作用，而是通过合同制来实施，这是一个科学与政府关系的重大创新。这样，学术机构和工业界就作为联邦政府的伙伴，而不是直接受其控制。从此，美国政府从支持自己的研究变为通过合同支持全国更为广泛的研究。 2.3 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影响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成立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包括原子弹早期的研制，而且还有雷达、炸弹的无线感应引信、计算机、青霉素的大批量生产和用于军用药物的DDT。 二战中，美国政府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政府R&D经费从1940年的4.8亿美元增长到1945年的50亿美元，占全国全部R&D经费的比例由18%上升至83%[]。 通过国防科学委员会和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建立，美国的战时动员形成了一个联结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工业企业和军方的创新网络。虽然在二战以后，战时的组织形式被新的组织形式替代，但战时形成的网络关系和人际关系依然存在，这为后来政府(军事部门)—工业—大学之间复杂而有活力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培养了整整一代科学管理者，这些人塑造了美国战后的科技政策。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实践中所采纳的尊重科学家自主性、支持最好的科学和使用合同制等一些做法被接受和发展(如合同制后来发展出补助金等更多形式)并延续下来，构成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基础。 3 二战以后联邦政府支持科学技术的角色转变和组织创新 3.1 联邦政府支持科学技术的角色转变二战中科学家发挥的巨大作用带来了对科学的信仰，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相信科学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能促进国家的繁荣、人民的健康和社会的进步。 战后，如何保持战争期间形成的科学技术力量成为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1945年，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万尼瓦尔·布什完成了《科学——永无止境的边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展现了科学的前景——作为“没有止境的边疆”的科学将会取代物理上美国西部的边疆，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标准提高和社会进步的新动力。这一个报告的基本思想有：①科学进步对于保证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是不可少的；②基础研究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基础研究的发展必然会为社会带来广泛的利益；③科学共同体需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科学知识的进展。据此，该报告提出，联邦政府应该承担起保持科学知识进步和培养新生科学力量的职责。报告建议成立国家研究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初的名字)——一个全面包括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资助机构，并且包含一个支持长期军事研究的部门。布什把大学作为战后科学政策实施的中心[]。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