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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技术经济战的冲击下，美国政府则开始改变以往对私人企业不加干预的做法，开始拓展联邦资金的使用范围，支持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国会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联邦机构、大学和私人企业之间合作以及促进技术转移的法案，启动了一些关于工业研发以及与之相关的大学、联邦实验室的资助和激励计划，如小企业研究创新计划、工程中心研究计划、先进技术计划(ATP)，并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部门为大学的基础研究、设备和人才培养直接投资。同时，美国企业界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组建研究与发展联盟：1987年，由14家半导体公司组成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SEMATECH)，其研究对象是新一代芯片制造系统，其核心目标是在光刻技术上赶超日本。1988年，国防部决定每年通过高级研究计划署向SEMATECH匹配资金1亿美元。国防部没有白费力气，SEMATECH为美国重新夺回世界半导体市场的领先位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92年，伴随着经济的全面复苏，美国制造商从日本人手中重新夺回了世界半导体市场的领先地位。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一年，日本宣布为期10年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失败。而美国则随着互联网向社会开放，开辟了信息技术的新时代，带来了1995—2000年的经济繁荣。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崛起和科技实力的增强，面临全球化背景下全面的科技竞争态势，美国科学界和智库纷纷开展研究，为政府决策出谋划策。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05年发布的咨询报告《站在风暴之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报告提出若干振兴美国科学的建议，其中提出在能源部内创建一个类似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的机构，可以称作“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E)。2007年，ARPA-E在《美国竞争力法案》下正式创建。 如今，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美国努力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各种措施势必会对其他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产生影响。 6 结论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经历了一段历史发展过程，既有内在的禀赋作基础，又有外在有利环境的影响。与欧洲文化的天然联系，使美国科学的发展充分汲取了欧洲科学传统的滋养，紧随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最后得以赶上和超过欧洲科学。在工业和经济发展方面，依靠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美国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上技术领先国家，其经济和生产力飞快增长。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经济、社会、教育和科学的发展长期是在联邦政府介入较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加上美国的自由迁徙传统，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体系和科学体系。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响应市场竞争信号内在产生的，科学研究同样也强调学术自由和竞争，强调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在这样的发展条件下，为了应对二战，美国政府与科学界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建造了一个以政府、科学界和工业界之间伙伴关系为特点的创新体系，这一体系规模巨大，既有强有力的相关政策措施，又在实践中得以更新和发展，“帮助赢得二战，把人送上月球，解密人类基因组，哺育经济成长” []。 概括说来，以下4个方面是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因素： (1) 坚持自由探索和自主的科学精神。科学的目的是认识真理，自由探索是科学的灵魂，自主性是则是指科学家对自己工作的判断和免于受其他社会因素控制。这一精神和原则是科学界的共识，并得到政府和工业界的认同，经过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永无止境的边疆》报告的概括几乎成为抽象的原则，对美国的科学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后来在强调国家目标和国家宏观协调机制的新发展下，这一精神和原则仍然支配着美国科学界[]。 (2) 基础研究和应用的互动。美国重视基础研究，不仅产出原创性的成果，而且对产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基础研究之所以能够对产业和经济作出贡献，是因为在美国基础研究是在一个广泛的应用背景下开展的：①美国大学的实践导向；②政府资助占主导的使命导向型研究；③企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不仅开展长远的基础研究，也能吸收和消化最新的科学知识；④大学与企业之间在人员和项目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这样，通过多种机制，基础研究与应用之间可以紧密而有效地互动，基础研究的成果可以被企业或其他主体应用到实践中，公共投资基础研究能够产生很好的公共效益和回报。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