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4)

布什的报告是以战争中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成功经验为基础的。联邦政府应承担支持科学技术主要责任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美国朝野的共识。布什的报告蕴含着科学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for science)思想：政府保证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家的自由，科学家保证研究做出发现，并会为社会带来广泛的利益。

二战后，有关科技政策不同观点的各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布什关于政府支持科学的思想取得胜利——政府承担科学主要资助者的角色；但是，他的具体组织设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完全由科学家自主管理的支持科学发展的机构——国家研究基金会并没有取得成功。1945—1950年，长达5年关于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的辩论中，为了填补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解散的空白，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原子能委员会(AEC，能源部的前身)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相继开始支持科学研究，AEC不仅支持大学的合同研究，而且以大学管理的实验室为基础，创立了一系列国家实验室。待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时，它只是联邦政府多个支持科学研究的部门和机构中的一个。美国事实上形成了多元化的资助体系。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大幅度支持科学的发展，大学研究体系飞快扩张。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为大学各个学科的基础研究提供支持，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这些具有特殊使命的机构，也从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出发支持大学的发展，不仅支持基础研究，也对应用研究和工程系提供支持，包括材料、电子和核技术的前沿。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已经明显居于世界的前列。正如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的学生都去德国学习那样，现在欧洲、日本以及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始来美国学习。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开辟人类航天时代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尼克”(Sputnik)，表明苏联在火箭和洲际导弹上的技术已居领先地位，这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巨大震动。惊恐的美国迅速做出反应，动员巨大的国力资源应对苏联的威胁。从1957年底到1958年，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美国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1972年改名为DARPA)，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技术的研发，以满足军事需要和应对将来意料不到的技术突破性进展；成立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以加强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加强了新武器的研制；1958年11月国会通过的《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对各个层次科学教育的支持。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人造卫星出现后的10年，是美国现代科学技术史上所谓的“黄金时期”。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领先者。在这段时间内，美国R&D经费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大幅度增长，许多时候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1957—1967年，联邦政府的研究支出几乎增长4倍，达到150亿美元。非国防研究类的研究开始在联邦R&D总经费中占据较大份额，尤其是空间科学和医学。所有支持机构的基础研究经费大幅度上升，到1967年，已达到联邦总经费的14%，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达到5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持大学基础研究经费的13%。1960年，美国共培养出6 000名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到1971年已经超过1.8万名。美国在基础研究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包括产生3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科学技术系统不仅产出了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而且还有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半导体、核能、激光、卫星通信、微波通讯、无数种消费品和医学突破等。美国开始成为现代高技术的策源地和领先者。

（责任编辑：晨鸿）